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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民受贿一案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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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赵学强律师事务所 赵学强  来源:原创  阅读: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我担任被告人受贿一案的辩护人。非常感谢××市××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律师的辩护工作给予的理解和支持。今天,控、辩、审三方共同对被告人受贿一案进行了审理,检察员、审判员和律师虽各自的职能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即法律人,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为此,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希望法庭予以采纳。

一、被告人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条件。

起诉书认定:2002年到20099月份,被告人担任文峰区郑家村村委会副支书、村长、总支书兼村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协助政府对国有土地管理过程中,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提供帮助。辩护人认为,该认定与事实不符,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1、被告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被告人是郑家村的村民,其身份是农民,并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特有的上述权利和待遇。

2、被告人从事的不是国家公务活动,而是村委会集体管理和个人间正常往来活动。根据刑法规定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本案中被告人涉及的事务并不具有上述规定所列情形.

 3、被告人不属于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所列的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所列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所列的七种情形,主要体现的是行政管理,可以说没有行政管理行为,村委会成员就谈不上比照国家工作人员承担刑事责任问题。本案中被告人所有的行为,与协助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无关。即不是对国有土地使用和管理,也不是对土地补偿费进行管理。协助国家行政管理是村民委员会的义务,是一种无偿的行为,而本案被告人代表村委会与私企开发商间,是平等主体间有偿进行的经济活动,双方的行为没有行政管理性质,不涉及国有土地管理和使用,也不是对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进行管理。

1)从指控事实所涉当事主体上,不涉及国有资产。起诉书所列16项事实,均发生于本委会与私人开发企业和村民个人之间。本案并不涉及国家拨付给村民或集体的土地补偿费管理问题。

2)从行为性质上,被告人代表村委会与各开发商间签订城中村改造意向性协议,属于村民委员会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经营和管理的范围,是有偿的经济活动,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公共事务,不是依照法律从事的公务。被告人代表的是郑家村村委会,而所涉项目的决定权是村民代表大会,与开发商间开展的是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民事商务活动,管理的主体也不是郑家村村委会。即使被告人在村务活动中收受他人财物,破坏的也是商务活动中的平等竞争规则,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的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没有丝毫联系。这一点,辩护人提供法庭的郑家村村委会与各开发商签订的城中村改造协议一系列协议可证明。

3)从土地补偿费来源上,本案涉及的土地所有人是郑家村集体,合作相对方全部是个人私企,征地的补偿费由开发商公司支付,不含有任何国有资产成份。郑家村土地开发使用分为国家征收和开发商公司征收两部分。前者属于国家征收,土地征用补偿费由国家支付,如文峰区检察院、人民医院等。后者是开发商与村委会协商,有偿征收,征地补偿费由开发商支付,与国家财政无关。本案所涉土地全部是郑家村与开发商间进行,未涉及任何国家资产问题。

4)从权力的来源上,被告人与开发商平等主体间的经营行为的权力来自于全体村民的授权,不是国家管理机关的授权或委托。卷内全部材料并没有体现出国家管理部门对被告人委托和授权文件。

5)从证据上看,公诉机关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明被告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证据。从卷宗和庭审调查中,公诉人只是关出示了国家、省关于安阳市城中村改造规划和征用土地批复,但没有针对本案涉及地块被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的证明,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注销和国有土地登记权属证书。唯有一份国有土地使用证书,是郑家村与私营开发企业签订开发意向性协议后,由开发商与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的,在郑家村与开发商签订意向性协议时,该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认定土地性质的唯一标准是土地使用权属登记,现有卷宗和本案的庭审调查中,公诉人只是关出示了国家、省关于安阳市城中村改造规划和征用土地批复,但没有针对本案涉及地块被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的证明,没有提供证明郑家村土地转化为国有,村民和郑家村集体及其他单位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证照,也没有郑家村依法办理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登记材料。唯有一份国有土地使用证书,是郑家村与私营开发企业签订开发意向性协议后,由开发商与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的,在郑家村与开发商签订意向性协议时,该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3、本案涉及的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是村集体所有土地,并不是国有土地,起诉书认定的被告人协助政府对国有土地管理事实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五项规定: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6年月1日起施行《土地登记规则》第五十三条: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全部征用或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属成员依法成建制转为城镇居民的,应当在集体土地被全部征用或者办理农转非的同时,注销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土资源部颁发了“国法函[2005]36号”解释意见,其明确规定:城中村的集体土地依法转为国有土地后,按照国有土地进行管理,并依法确认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安阳市人民政府(200422号《关于印发安阳市城中村改造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六条至第八条规定:城中村转制是指城中村由村民自治管理体制转变为城市居民自治管理体制;城中村集体土地依法定条件和程序全部转为国有土地,村民由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改造范围的各城中村撤销村委会,依照有关规定设立居民委员会。第二十六条规定:城中村的集体土地依法转为国有土地后,按照国有土地进行管理,并依法确认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地方性文件规定精神,村民、村委会集体转制,村民转居民、村委会转居委会是原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前提。本案所涉郑家村的城中村土地,只是处于安阳市城中村改造规划的初级阶段,在城中村改造进程中,郑家村所占部分集体土地虽被安阳市政府规划为城市发展规划中,将来可能成为城市市区,但集体土地性质不会因规划而自动转为国有,被告人更不会因未实现的规划变为国家工作人员而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集体土地权属并未发生变化,村民并没有农转非,农村村民身份并未改变,村委会仍存在,郑家村所使用的仍是本村集体土地,这就是郑家村的现状。如现该土地属于国有,郑家村也就不可能还会存在。如果涉案土地已被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该土地如何使用给谁使用完全由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决定,根本不用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委会也无权管理和决定。

认定土地性质的唯一标准是土地使用权属登记,现有卷宗和本案的庭审调查中,公诉机关并没有提供证明郑家村土地转化为国有,村民和郑家村集体及其他单位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证照,也没有郑家村依法办理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登记材料。本案所涉郑家村的城中村土地,只是处于安阳市城中村改造规划的初级阶段,在城中村改造进程中,郑家村所占部分集体土地虽被安阳市政府规划为城市发展规划中,将来可能成为城市市区,但集体土地性质不会因规划而自动转为国有,被告人更不会因未实现的规划变为国家工作人员而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二、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

1、反贪办案人员收集证据违反法定程序。

1)讯问笔录取得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受贿犯罪的证据。从本案卷宗看,共有讯问被告人笔录20份,其中涉及实体事实的有18份。实体事实的笔录均形成于20111171240分至同日下午1650分,共计63页。除第1份笔录用了50分钟外,其余均为15分钟和10分钟。在15分钟和10分钟内完成向交待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政策教育和事实叙述及犯罪嫌疑人详阅笔录签字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讯问内容,客观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20114917日,辩护人通过观看公诉机关提供的2011117日对被告人讯问的同步录像,发现以下违法问题:

①讯问笔录内容与被告人交待内容不一致。录像中被告人关于接受黄某13.5万元、接受孙某的11万元和杨某的10万元有所叙述外,其余问题基本没有回答,且记录内容不完整,大多内容是办案人整理形成。在大多份笔录中体现出的被告人回答办案人问的为什么开发商要给钱问题时所说:“因为我是村书记和主任,我不同意他们就进不了地,没有我的协调他们就干不成。”录像中根本没有此言。在1月份7日下午14时至1415分,讯问关于接受郭某5万元笔录中,所记内容完全失实。记录内容中被告人交待是:2009年,我曾向开发商郭某要了5万元。郭某开发的森禾家园占了我们村的地,在征地和进地的过程中,我帮了他不少忙,他为了感谢我就送了我送了5万元,这钱用于我个人支出了。“但录像显示的被告人回答的内容却完全相反。被告人回答内容是:这笔钱是因当时村委会资金紧张,向郭某的公司借的,当时给郭打了借条。此款送给某检察院办公楼落成贺礼2万元,其余村委会平时支出和部分村干部外出考察用了。”《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规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制作讯问笔录,讯问笔录应当字迹清楚,详细具体,忠实原话,并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办案人所记笔录显然违反该项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②大部分笔录是记录人自己整理的,被告人并没有谈所谓的受贿过程。当天讯问开始于1240分,到15时后基本没有细问被告人受贿过程及情节,被告人处于似睡似醒状态,没有见到被告人回答问题。画面上只看到记录人在电脑屏上删改和整理文字。1632分办案人的18份完整规范的讯问笔录形成,共计63页。办案人让被告人阅笔录。整个讯问过程总计用时3小时40分钟,包括中间夹杂的部分与案件无关话所占时间。根据被告人所述是反贪局办案人员根据纪检谈话记录整理的,让被告人签的字,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辩解是真实可信的。

③笔录记载的讯问人与事实不符。根据讯问笔录记载从1247分至1445分的前6份笔录,讯问人是周某,记录人是刘某。而1445分至1650分的后12份讯问笔录的讯问人是徐某,记录人是刘某。根据录像显示,徐某共进讯问室两次,一次是取东西,第二次是讯问结束时问记录人完了没有,整个过程根本没有参与讯问,所形成的笔录完全是记录人编写形成的,更为严重的是,虽然徐没有参与讯问,但笔录结尾处下方却有徐的签名,讯问人徐某和记录人刘某两人的签名为同一人所签。以上情形证明该部分笔录完全是记录人编写形成的。没有讯问人就不可能产生讯问笔录,如产生了就是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

④讯问笔录被告人并没有全部阅看。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讯问笔录应让被告人认真全部阅看,但因涉案笔录多达1860余页,被告人眼花没有眼镜,无法全部详阅笔录内容,仅看了前34份便说看不清不看了,办案人也没有坚持让其继续看,便让被告人按份签字。

⑤办案人员没有向被告人交待无罪辩解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辩解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录像资料显示,讯问开始时,办案人只是对被告人进行了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如实交待可以从宽处理的所谓政策教育,并没有向其交待享有无罪辩解的权利。

2)反贪局办案人依据纪检委调查材料基础所作的讯问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纪检委、监察部门对刑事案件没有侦查权,提取的证据、所作的问话记录只能作为党政纪处分的证据,不能成为刑事定案的根据,该证据对认定刑事犯罪而言,如同没有资格的鉴定人作的鉴定结论无效一样。根据被告人所述,该案所谓承认的事实,是纪检委对其变相刑讯逼供情况下取得的。被告人被剥夺人身自由长达30余天,全天24小时被纪检委雇佣的保安看守,平时让其蹲马步进行体罚,逼迫其承认所谓的受贿事实,致使被告人双腿下肢严重肿胀。办案人断章取义,不让被告人进行辩解,只让其按办案要求承认事实。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依法采用“两指”“两规”措施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严禁搞逼供、诱供,严禁体罚或者变相体罚,严禁打骂、侮辱人格和使用械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陈述如属实,纪检机关涉及违法办案,所取得的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的材料,则不能成为认定其犯罪的证据。

2、本案证据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罪判决的标准。证据之间并没有形成封闭的证据链条,证明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证据并未得到合理排除。

1)被告人口供内容不一致,被告人在纪检、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中曾做过多份供述,只有在侦查阶段的2011117日笔录中反映的是有罪供述,但被告对此笔录内容持有异议,其余讯问时均否认其内容,在律师会见中更是具体地否认所谓的有罪供述的内容。

起诉书认定的由徐某为讯问人所涉及的12项犯罪事实,没有被告口供。认定的依据是相关行贿人的证言,该证言内容被告人不予认可,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其真实性,系孤证,不具有证据效力。在讯问笔录中的前六项事实,被告人虽有供述,但记录内容与被告交待内容严重不符,且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所谓被告人有罪供述内容的真实,不能以此作为认定被告人受贿罪的依据。

辩护人认为,无论被告人口供是认罪或是不认罪,均应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进行调查核实,如经调查对被告人无罪的辩解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得到充分合理的排除,即使被告人不认罪,也能定罪和处以刑罚,反之,即使被告人认罪,也不能定罪和处以刑罚。决不能不考虑被告人无罪供述和其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而以被告人曾有认罪供述理由认定其受贿罪成立。

2)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并未得到合理排除。

被告人无罪辩解中涉及的事实,公诉机关并未进行调查核实。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曾多次提出无罪辩解和对控方证人证言的质疑并提出查证线索,要求检察机关调查,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也向检察机关提供书面意见,但检察机关并未进行相关调查。

辩方证人出庭证言证明被告人受贿罪不成立。在庭审中,证人李志敬、王太红、王运红、康民只、李孟轩、康海林、李成、李生等证人出庭作了证明被告人不构成受贿罪的证言,对此证言内容公诉人并未提出异议,只是提出此证言与本案无关。根据法律规定,出庭证人证言,经当庭质证,控辩双方对其内容无异议的,具有法律的证明力。以上有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不能得到合理排除,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公诉人提供法庭的证据不全。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不仅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本案的证据主要是受贿人和行贿人的口供或证言,在口供中即有认罪内容的笔录,但更多的是否认犯罪的口供,检察机关只是提供了2011117日的所谓被告人认罪的笔录。其他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检察机关也未调取和提供。如被告人提出的能够证明其是借贷关系和所收款的用途问题,检察机关并未进行必要的调查。根据被告人辩解,起诉书认定的部分所谓受贿款,是属于借贷关系。在纪检机关扣押的本人记事手账本中均有明确记载。在纪检调查和反贪侦查以及审查起诉过程中,均向办案人员说明,要求出示此手账本。辩护人庭前已申请法庭调取此记账本,在第一次庭审中,辩护人再次提出公诉机关出示此证据的要求,但至今公诉机关未提供。辩护人认为,该记账本,属于认定被告接受款项性质的关键证据,如检察机关不予提供,应根据疑罪从无证据原则,对涉及事实不予认定

2、控方关键证人未能出庭接受质询,其证言不能成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本案控方证人大多是有被追究行贿责任的行贿人,案件结果与本人存在利害关系。很大一部分证人是在非正常情况下(如被纪检委限制甚至剥夺人身自由)向纪检机关出的证。在检察院侦查阶段,又以涉案嫌疑人身份接受讯问。他们作证时无法保证“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这部分特殊的证人不出庭接受质证,是无法确定其证言的真实性。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只有经人民法院准许的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及有其他原因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辩护人认为,辩护人向法院提出的申请出庭作证人黄某、张某、孙某、杨某、赵某、赵某某、郭某、陈某、田某、刘某,属于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关键证人,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在受贿案中,受贿过程基本都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完成的,行贿方对犯罪嫌疑人或涉嫌犯罪事实来说,是仅有的知情证人。因此证据链中最重要的两环就是双方的供述、证言,任何一方的言词证据都对案件的定罪有决定性影响。换句话说,根据《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中涉嫌行贿方的证言对定罪有直接影响,因此这些人都是必须出庭作证的关键证人。辩护人强调的是:控方的法定职能,决定其在刑事案件中必须承担举证责任,控方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公诉机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根据《解释》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出庭的证人证言要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应当是查证属实的。而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和今天的庭审中,已经就其涉嫌受贿的问题,进行了辩解,推翻了在反贪侦查阶段所做的认罪口供,并对其有罪供述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质疑,导致了其供述与行贿方证言内容严重不一致。辩护人在经审判机关准许情况下,对控方未调查取证的涉及案件事实的证人依法进行了必要调查,也显示部分原证人特别是行贿人证言存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后曾向检察机关和法院提出要求检察机关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书面申请,并申请行贿人出庭作证。对证人进行质证,是法庭调查的主要内容,法庭调查进行得是否充分全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辩双方对有关证人的质证和讯问。如果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则难以确定证人证言是否真实。在此,辩护人请求法院认定黄某、张某、孙某、杨某、赵某、赵某某、郭某、陈某、田某、刘某等未出庭作证的控方关键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被告人受贿罪的证据效力。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受贿事实中存在的问题

1、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2006年底,通过转账方式收受房地产开发商黄某人民币13.5万元,分给郑家村村长张某7万元,自己将6.5万元据为已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起诉书指1项事实)。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明被告人受贿13.5万元的相关证据是被告人的口供、行贿人黄某陈述以及张某证言,证明不了受贿事实的成立。

一是被告人口供。据被告人辩解,在反贪侦查和公诉处审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多次对其进行了讯问,并作了同步录相,但均因不承认犯罪而未让李签字。在卷宗和庭审时,公诉机关仅提供了2011117日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笔录。对该口供的异议在辩护词的第二部分已阐述,不再重复。

二是黄某的证言。黄某所证事实和证人李志敬的证言及被告人供述内容严重矛盾,且是孤证,黄某既属于法律规定的关键证人,也是行贿的嫌疑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证,其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根据黄某所述,此行贿的目的是为公司在郑家村城中村改造项目,13.5万元在公司经营中是一笔很大支出,不可能不通过公司领导,也不可能在公司不入账没有任何记录,这一点违背常理。据被告人供述,当时根据土方量曾给黄某打了15万元的收条,但后来因黄只转账了13.5万元,所以又将15万元的条换成13.5万元收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供述是成立的,如是受贿款,被告人不可能通过转账形式接受贿赂,而给自己留下犯罪证据线索。黄某如不向被告人索要收条,在公司财务中就无法下账,公司不是黄某的,不可能为公司的利益而自己支付此笔巨款。在第一次庭审时,辩护人曾口头申请法庭对公司账目进行查证,以证明此款转账支出的理由。

三是张某证言。辩护人认为,张某证言内容与被告被告人当庭供述存在严重矛盾,与事实不符,张某因此行贿行为已经过法院审理,张某在其行贿案中的当庭供述,供述的内容辩护人无法得知,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辩护人已向法庭提出调取申请。

四是黄某、张某证言与李某某的证言矛盾。李某证:李曾与被告人、康某三人共同购买的钩机为黄某所征的土地上垫土(之前是杨某某征的地),后来曾找黄某要过垫土的工程款,数额是十几万,黄某提出和被告人结算。李某某所证内容与被告人辩解一致,公诉人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没有提出反驳意见,只是以此证与本案无关不发表意见为由搪塞。辩护人认为,此证对决定被告人是否受贿13.5万元起着关键作用,如认定李某某证言内容成立,则完全证明被告人所述此款系垫土工程款辩解属实,证明被告人受贿事实不成立。现公诉机关没有排除其合理性的证据,根据疑罪从无的证据原则,应认定指控被告人受贿13.5万元事实不成立。

2、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20109月,分两次收受孙某某人民币11万元事实错误(起诉书指控的第2项事实)。

根据被告人辩解和证人王运红、王太红的证言及今天庭审的调查,此款是被告人的姑爷脑瘤住院时向孙某某借款,不是受贿。证据:

1)被告人辩解。律师第一次会见被告人时,李就明确提出,此款是因女婿脑瘤治疗向孙某某所借款,并表示此辩解在纪检调查和反贪侦查阶段就多次向办案人员提出。被告人从北京看病回来后,曾约孙某某到北大街,表明此款系借款,年底前还。李还将钱交给王太红,让其转交给孙某某。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辩解成立。一是借款用途事实客观真实明确,其姑爷患脑瘤在北京天坛医院手术治疗是事实。二是该款确实用于治疗。三是在纪检委调查前被告人已向孙某某明确表明过此款为借款,并说了还款时间。四是被告人在纪检调查和反贪侦查阶段已多次讲明此款性质。五是该辩解内容与王运红、王太红证言一致;六是证人孙某某在证言中也没有明确说此款是贿赂款。孙某某笔录的主要内容是:“20109月份,我听说被告人女婿得了脑瘤需要手术,我拿了五万元给了他,我对被告人说听说你女婿要手术,这些钱你先拿着花吧。过了几天我去天津出差,听说被告人女婿在北京做手术,就准备了6万元钱送给被告人了。这里孙某某送钱和被告人收钱是客观事实,但送和收并不等于孙某某行贿和被告人受贿。

辩护人在安阳办理本案期间,孙某某曾主动到辩护人住的宾馆,向辩护人表示该涉案的11万元系借款。鉴于孙某某曾是检察机关讯问过的犯罪嫌疑人,其口供是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关键,为避免律师刑事风险,辩护人并未向其调查取证,而是告诉其可直接向法院反映或出庭作证,说明事实真相。为此,辩护人向法院提交了收集调取证据申请和证人孙某某出庭申请。

2)证人王运红、王太红证言。2011625日王太红证:“被告人给过我11万元,让我给我弟弟王运红,让他转给一个女的开发商,具体哪个开发商我不知道。被告人还说只要你给王运红说给一个开发商,他就知道了。当时王运红和我说钱先放你这两三天,等我联系到开发商再给她。当时钱在我家放着,我因打桩机作业钱不够,我就和王运红说,开发商有钱,不一定马上给他,我先用一下,用一个月就还,所以这钱就没有给王运红,但这钱一直没有用,还在我家放着,因时间不长被告人就出事了,现在我可以把这钱还给被告人。”

王运红证:“201011月份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接到王太红的电话,他说被告人让我找你把11万元还给一个姓孙的女开发商,说这事儿一给你说你就知道了。我说好的,等我联系到开发商后再说。可能是第二天,王太红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工地上资金紧张,这个钱能不能让他先用一下,我认为这个钱反正是要还人家的,早一天晚一天也不是啥大事儿,既然这个钱他急用,我就答应他先用。”在第一次庭审中,公诉人并未对王太红、王运红的关键证言提出反驳意见。此证言内容与被告人的辩解内容完全一致,证明了被告人接受的孙某某11万元属于借贷性质,起诉书指控受贿事实不能成立。

3、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2002年分两次收受杨某某3万元、2006年分两次收受杨某某7万元事实错误(起诉书指控第3项事实)。

1)被告人辩解2002年收杨某某的3万元中,有1万元是给张宝林的,此款是张宝林为杨某某协调进地的事代杨垫付的花费款,现张宝林已逝,但辩护人提交的有张宝林签字的部分费用单可以证明,公诉人对该单据内容并未提出具体反驳意见。

2)起诉书将被告人为解决杨某某因进地与村民打架产生的处理费用2万元认定为受贿错误。

证据:康民只、李红军、李成只出具的收条和部分协调支出凭据。收条:今收到民事纠纷补助费用壹万柒仟元。收款人:康民只、李红军、李成只   2003年元月28日。

康民只证言:“当时解决这个事儿被告人代表村两委出面调解杨某某与村民打架纠纷的事儿,给了我一万七作为包赔的钱。这个事儿知道的人多了,不光我一个。这钱是杨某某包赔群众打架受伤的钱。是经我的手了,被告人为这事儿请大家吃过饭,但时间太久花了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3)杨某某被纪检委调查后送给被告人的2万元不能认定为受贿。杨某某送此款的动机是因在纪检调查时杨说过给李天为2万元钱而道歉,让被告人用此款组织村干部外出旅游,并不是请求被告人为其谋取利益。李也未有应允、着手或实施为其谋取利益行为。按照刑法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被动形受贿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必要要件,没有谋利行为或谋利的意思表示,就构不成犯罪。

4)起诉书指控的2006年收杨某某5万元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被告人辩解,此款是2006年被告人家盖房子资金紧张,向杨某某所借,属于个人间的借贷关系,李并没有不还的想法。杨某某也承认是因被告人家盖房时送去的5万元。如现杨某某向被告人主张权利,被告人没有理由不还,法院也一定会确认借贷关系成立,判令被告人偿还借款。现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以借为名进行受贿,杨某某没有到庭与被告人对质和接受质询,无法证明其证言真实性,不能排除借贷关系的存在。

此事实与所谓协助国家行政管理无任何关联,不是公务行为,完全是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不符合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条件。被告人是2006年年初建房,是建房初期向杨某某借的5万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村民委员会成员规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刑法修正案六,是20066月公布的,根据从旧兼从轻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即使认定此款是受贿,也不能认定为犯罪而处以刑罚。

4、起诉书认定被告人于20107月收受朱运平贿赂款5万元并为朱运平在郑家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上提供帮助错误(起诉书指控第4项事实)。理由如下:

1)朱运平公司资助的是郑家村村委会,并不是被告人被告人,被告人并未占有此款。根据朱运平、赵心弘证言和被告人供述,该款是南洋房地产开发公司赞助郑家村部分党员干部外出考查城中村改造项目费用。赵心弘根据朱运平安排将钱送给被告人,被告人收款后给南洋公司出具了二联单(收条)收条日期是201072日。收条明确写明收到南洋公司赞助村党员外出考察款5万元。此款并未被被告人个人占有,确实用于外出考查,以上事实有郑家村康民只等参加考查的人员证言和被告人保存的部分党员干部机票等票据及检察机关提取的被告人收到此款后给南洋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的二联单(检察卷P157页)证明。

2)此款与政府行政管理活动无关。被告人不构成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朱运平证:“安阳南洋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朱运平的私人企业,与郑家村是合作关系,双方曾在2004年签订过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南洋公司和郑家村合作搞城中村开发,南洋公司出钱,所提利润南洋公司得80%,郑家村得20%。被告人提出让我们资助村党员干部外出考察,因我们公司与郑家村合作搞开发,为了和被告人搞好合作关系,我们就答应了。”朱运平的证言表明,资助郑家村党员干部外出考察,是为维护双方的合作关系,是平等主体间的正常经济往来,与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无关。朱运平公司与郑家村双方是合作关系,利益是一致的,朱运平资助此款是为了维护双方合作开发关系,并不是起诉书指控为求得被告人在郑家村城中村改造中给帮助。此土地从未被国家征用,现还属郑家村集体所有,卷宗内未见此地被国家征用后所必须办理的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资料,根本谈不上对国家土地使用管理问题。

5、认定被告人于20106月收受赵心弘5万元事实错误(起诉书指控第7项事实)。

被告人从未供述过20106月收过赵心弘人民币5万元,赵心弘也从未证明过20106月给过被告人人民币5万元。赵心弘是朱运平私营的南洋房地产公司员工,赵心弘个人在郑家村不存所谓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并不存在。

6、起诉书认定被告人接收赵玉峰5万元事实不清;认定赵玉峰因被告人孩子结婚礼3000元为受贿错误(起诉书指控的第5项事实)。

辩护人承认,被告人家中盖房时赵玉峰是送来5万元钱,但是受贿还是借款事实并不清楚。证明是受贿的证据主要是赵玉峰证言和被告人20111171345分-14时的有罪供述笔录,但被告人辩解此笔录是反贪局办案人事先根据纪检谈话笔录抄写,并不是当时所说。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所说事实成立,该讯问从开始政策教育到最后被告人阅后签字,总共时间是15分钟,在如此短暂时间内,是无法完成讯问过程的。根据笔录显示,此笔录是第3次讯问,那么前两份笔录被告人对此事性质的认识如何,并不清楚。况且,此笔录当时办案人员让李签字时,李就提出与事实不符意见。此后,被告人曾多次接受反贪、公诉部门讯问时提出异议。在今天的庭审调查中,被告人再次强调此款是2006年家中盖房时缺钱向赵玉峰所借,当时已说明是借的年底还。这样,当前认定此款为受贿只有赵玉峰一人证言,该证言内容是否属实,并没有其他证据进行印证。

被告人孩子结婚时赵玉峰随礼的3000元钱,不能认定为受贿。赵玉峰2011110日证:“2009年,被告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女儿要结婚,让我到时候过去。我知道后在他女儿结婚的前一天到他家,客套了一会,就塞给他3000元钱。之前我儿子结婚时被告人给我上了500元的礼。”此证言完全证明该3000元是双方往来礼金钱,往来的礼金数额虽不相等,但并不能等于受贿,人们间随礼数额是受各自的经济条件限制,开发商与农村干部的经济收入存在巨大差别的,各自表达心意所用数额肯定会有差异。况且,在当前物价和人们之间人情往来现状,3000元礼金数额也属正常范围。

7、认定被告人于200911月收受郭庆彬5万元错误(起诉书指控第6项事实)。根据被告人辩解,此款是村委会资金困难理由向郭庆彬所借,收款时被告人给郭庆彬出具了收条。此款的用途是支付村上看墓地人员工资1万多;打扫卫生公共厕所人员开支1.3万元,为郭庆彬进地事招待农户费用花了一部分。此问题有被告人处保存的支付开支后收款人开的收据证明。现被告人否认在反贪局所作有罪供述,该口供存在的问题,辩护人已在前面阐述,不再重复。

8、认定被告人于20072010年多次收受陈玉明4万元错误。一是陈玉明证言中所说20072008年每年过年时给李5000元证据不足,仅凭陈一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被告人在反贪局笔录取证程序违法,不具有认定犯罪证据作用。根据被告人辩解,此事不存在,平时陈是给过被告人几次几千元钱,但并不是向被告人行贿,是请求被告人出面招待村干部用。另两万元是李天明儿子、女儿结婚时,陈玉明随的礼金,该款属于正常往来,不能认定为贿赂。此款之前之后,被告人家都随过陈玉明家礼。因陈玉明是检察机关询问过的证人,辩护人不便对其取证,故申请其出庭与被告人对质接受质证。

9、认定被告人于2010年收受康金泰2万元事实不清(起诉书指控第9项事实)。此款用途康金泰证言和被告人辩解根据被告人辩解明显矛盾,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据被告人辩解此款是2010年春节前被告人去安徽催要工程款时向康金泰当面所借。在纪检和反贪局被告人都一直申辩,并说明在被汤阴县纪检委收去后转给反贪局的个人手账本中明确记明是借款,被告人向反贪局要过此手账本。请检察机关出示此手账本,如确有借款记载,此2万元不能认定为受贿。

10、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2008年收受田兵5万元事实错误(起诉书指控第10项事实)。该款系田兵利用与被告人儿子李孟轩隶属关系,让李孟轩为其出面雇人打围墙款,与被告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述事实,有李孟轩、康六只、李成证言证明。

李孟轩证实:田兵交给了李孟轩5万元让其出面雇人打围墙。李孟轩将5万元钱交给康六只由康找人打的围墙。

康六只证:李孟轩找到我,让我找人打围墙,我找的李成、李生给打的围墙。田兵在检察机关做的证言中已明确此款交给李孟轩时,向李孟轩说是让找人打围墙,剩余下来的算是给的好处费,万一有事让李孟轩和其父协调。当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问田为什么15户的事由田自己出钱时,田答复是;“当时我急着把围墙打起来,15户的人都很分散,我就先用自己的钱垫上了。”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充分证明此款是田兵交给李孟轩5万元钱的目的和用途是委托李孟轩为其打围墙款,并不是向被告人行贿。至于田兵证言中所说的打围墙所花剩余下来的算是给的好处费,万一有事让李孟轩和其父协调,更是含糊不清的,5万元是否能结余是不确定的,事实上此款全部用于打围墙上,被告人和李孟轩未得到分文。

11、被告人收受田运海5万元不构成受贿罪(起诉书指控第11项事实)。田运海是到被告人家给被告人5万元,被告人当即表示拒收此款,田将钱放下后就走了,后被告人多次找田退还,但因田办公地点变化未与田联系上退钱未果。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无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贿赂的,必须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本案中当时田要建幼儿园的只是意向,并未实施,田要建幼儿园用地属村规划外用地,村里没有决定权。在此事件中,被告人没有任何为田运海应允、着手和实际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不存在为田运海公司谋取利益的事实,因此,被告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受贿罪不能成立。

12、认定被告人于认指控被告人2007年,收受刘风全、李存录3万元,并为刘凤全、李存录在土地补偿款上提供帮助错误(起诉书指控第12项事实)。

被告人辩解,“此款我是向刘风全借的,与李存录没有任何关系。2007年我的房子盖好后,因为资金紧张,没有粉刷,刘风全看到后问我为什么不刷,我说钱不够,他说你不会借借,我说那你说借我5万吧,他说5万没有,借你3万吧。过了几天他就送到我家3万元,当时我没在家,是我老婆收的。我回家后,我老婆和我说三哥送来3万元,我说知道,这是我盖房和他借的。”上述事实,被告人妻子当庭证明,并签字具结,公诉人对其证明内容未提出异议,具有法律效力。另根据被告人辩解,此笔借款记在被纪检机关扣押的个人记账本中有明确记载,纪检委正是通过的记账本中记载而发现的这笔线索,才开始进行调查的。

13、起诉书认定被告人于2005年收受魏树杰1万元,并为魏树杰在购买宅基地上提供帮助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起诉书指控第13项事实)。

根据魏树杰证言,给被告人送钱的原因是为感谢被告人在退还土地款事情上的帮助,被告人辩解时说此款是儿媳生小孩时魏树杰送的。无论是退还购地款还是生小孩随礼的钱,被告人履行的都不是协助国家机关管理公务,而是村务或是个人间往来活动,构不成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主体条件。此行为发生在066月刑法解释六送之前,根据刑法不溯及以往的原则,也构不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14、起诉书认定被告人于2003收受高书亭人民币1万元错误。

1)卷宗并没高树亭的证言,仅凭反贪局根据纪检部门谈话笔录制作的讯问笔录认定,而被告人否定此笔录真实性。

2)此款是李树彬用高书亭的手续支的,与被告人无关,是高书亭还李树彬为其介绍协调此活过程中垫付的招待费等费用。此点已被郑家村村委会财务账中李树彬签字领取1万元钢渣运费据和李树彬证言所证实。仅凭反贪局根据纪检部门谈话笔录制作的讯问笔录认定,而被告人否定此笔录真实性。

3)即使此项所涉事实存在,也不属于履行国家管理公务,不构成受贿罪。此行为发生在066月刑法解释六之前,即使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根据刑法不溯及以往的原则,也构不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15起诉书认定被告人于2006年,收受潘福学人民币1万元事实错误(起诉书指控第15项事实)。

1)认定受贿事实不清。潘福学证“2006年左右,被告人家盖房子,他让我给他买点水泥、沙子和石子,当时我在郑家村打井,认识卖水泥沙子的人,被告人让我去,可能买的便宜点。到现在被告人没有给我钱。水泥沙子合起来有1万元左右。被告人在律师会见时辩解是:此款是06年盖房子时,曾雇潘福学打了两眼井,第一眼款已结清,第二眼没结清,被告人预支给潘1万元,实际用不了那么多。因潘打井认识卖水泥的人,为了能便宜些,所以就求潘帮买,可能花了7000多元。无论是潘福学证言还是被告人供述,还是被告人辩解,都证明不了此款属于行受贿款。

2)是此项所涉事实不属于履行国家管理公务,被告人不具备受贿罪主体条件,不构成受贿罪。此行为发生在2006年左右,即2005年未2006年初,而刑法解释六公布时间是2006626日,根据刑法不溯及以往的原则,也构不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16、认定李于民2008年至2009年,分两次收受李存东人民币6000元事实错误。一是此收受李存东6000元行为,不属于协助政府履行行政管理,属于村集体事务管理,不构成受贿罪。根据李存东证言,给被告人送6000元的原因,是因要回给村委会建大队院的工程款,被告人辩解此款是李存东委托请村干部吃饭招待用款,此款在纪检委扣押的个人记账本中有明确记载。无论是招待费还是为要回工程款,都与政府行政管理活动无关,被告人不符合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条件。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受贿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人不构成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辩护人:北京赵学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学强

2011930

赵学强律师,北京赵学强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学历,从事法律工作三十年,长期从事检察工作。承接全国重大、疑难刑事犯罪案件和死刑复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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